从曾经的“人肉搜索”，到如今的“开盒”，以个人信息泄露为特征的网络暴力，如野草般在互联网空间中滋生，屡禁不止。如何有效治理这类网络暴力，已然成为净化网络生态环境的关键议题。

值得警惕的是，“开盒”与“饭圈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遭受“开盒”威胁的，早已不局限于普通民众，众多公众人物同样未能幸免。他们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随着饭圈中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乱象愈演愈烈，“开盒”行为的危害也在持续加剧。对一个无辜者的“开盒”，影响的是一类群体乃至每一个互联网参与者。

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每一个人都享有隐私安全的合法权益。唯有给个人信息“上锁”，从源头切断信息泄露与非法数据贩卖的黑色产业链，才能为所有人营造一个文明健康、风清气正的网上精神家园。

——————————

近年来，部分青少年参与网络暴力的情况日益令人担忧。不久前，一名未成年人因为网上的争吵，竟以“开盒”方式网暴孕妇，又为此增添了新的注脚。围绕相关议题，复旦大学“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研究团队”陆续发表《“暴”亦有“道”？青年网暴实践的特征及价值基础》《谁在“按键”伤人——青年网暴者的身份背景与观念特征》等论文。日前，本报记者与该团队成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紫川展开对谈，请她从青年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分享专业见解，寻找青少年网络暴力问题的破局之道。

网络暴力并非某一类人的专属

中青报·中青网：不久前，一家大公司副总裁的未成年女儿“开盒”他人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你如何看待这起事件？

刘紫川：此前，人们对网络暴力有一种刻板印象：从事网暴的人一定生活不幸福。但是，这次事件打破了这种偏见，让社会意识到，即使是一个家庭背景优渥、年龄尚小、社会化过程尚未完成的未成年人，也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施行者。

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网络空间中有大量未成年人，他们和成年人共享同一个虚拟世界，能够相互影响。第二，网络暴力并不是某个特定群体的行为，过去，人们倾向于把网暴者贴上“边缘群体”或“现实生活不顺利”的标签，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参与网暴的群体边界非常模糊、流动性极高，网络暴力并非某一类人的专属行为。

中青报·中青网：一些青少年为何会主动参与网暴？又可能在哪些情况下被动参与网暴？

刘紫川：一些青少年主动参与网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这种盲目的“正义感”驱使他们在网络上进行攻击，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伤害。

一些青少年也可能在无意识中被卷入网络暴力，这与他们对认同感的需求密切相关。我们团队发现过一个案例，一名学生在高中时期就经常在微博上骂人，甚至形成了一定的“观众群”。有一段时间，他没有骂人，便有人问他：“你怎么好久不出来骂人了？我还挺想念你的骂人风格。”这说明，在某些网络群体中，网暴甚至成了一种被期待、被认可的社交行为。

很多人之所以参与网络暴力，是因为他们处在高度情境化的网络环境中，一些局部性、群体性的道德观念发挥了作用，我们称之为“亚道德”。在某些网络圈层内，人们的判断标准与主流社会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差异往往成为网络暴力的催化剂。

中青报·中青网：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暴力实践有哪些独特之处？

刘紫川：一些青少年主导的网络暴力往往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可能仅仅是由一部小说、一位虚拟人物，甚至一场微不足道的口角引发。这类因素在成年人的视角下可能微不足道，却可能成为部分青少年之间“势不两立”的导火索。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一些与青少年网络暴力相关的特征，可以从客观因素和观念因素两个方面看。

客观因素包括：年龄较小，学历较低；网络身份价值较低，即他们的社交账号影响力有限，因此发言时更没有忌惮；习惯性使用暴力语言，这不仅降低了他们对语言伤害的敏感度，也容易让他们的表达演变为网络暴力。

观念因素包括：身处特定的网络社群，这些社群通常有一套共享的思想观念，并且这些观念往往与主流社会存在一定冲突；“泛意识形态”特征，这是复旦大学桂勇老师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介于完整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世界观，它容易让个体用一套简单观念解释世界，并将自身情绪合理化。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所有这些特征和网暴都只有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具备这些特征的人不一定会参与网络暴力。在分析这一现象时，不能简单地把某一类人群标签化，而要看到更深层的社会和心理机制。

许多青少年“蒙着眼睛”进入网络空间

中青报·中青网：参与网络暴力，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和认知产生哪些影响？

刘紫川：首先，会导致他们对暴力语言和行为逐渐脱敏，对恶意习以为常。其次，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容易被引导至以暴力吸引关注的方向。第三点，也是我最担忧的，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会从网络暴力中得出一个结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有人被骂了，他会选择回骂、“挂人”，只有让对方同样感受到伤害，自己才会“痛快”。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它会让青少年崇拜暴力，而非法律、道德和社会规范。

中青报·中青网：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暴力，与当前的互联网生态有怎样的关系？

刘紫川：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当前的网络生态，可以称之为“流量社会”。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获得流量，进而得到声望、权力和利益。这种对注意力的渴求，很容易让一些青少年将获取流量与获得认同等同起来。青少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吸引注意力的东西才是正确的。由于他们的价值观仍在塑造过程中，很容易被流量体系所影响，进而用迎合流量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认同。

与此同时，在如今的网络平台，人们很难区分自己的言论究竟是私人表达还是公共表达。这种界限的不清晰，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平台对流量的追求，它们鼓励用户不断分享内容，以提升活跃度。这也使得网络表达在很多时候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导致更多的冲突和矛盾。

中青报·中青网：许多网友认为，应该对网暴者加以严惩，使他们付出沉重代价，以儆效尤。你认为惩罚能起到多大作用？除了惩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矫正其行为？

刘紫川：惩罚施暴者可以为受害者主持正义，自然意义重大。不过，从减少后续施暴的角度来说，如果施暴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错事，惩罚便无法形成威慑效应。

对青少年而言，我认为更需要对他们的观念作出引导，让他们对潜在的暴力有自觉意识。其中，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青少年必须有意识地去辨别暴力语言和暴力行为，避免在无意间扩散暴力情绪。第二，我们要引导青少年意识到自己网络行为的可能后果，比如在发布内容之前，思考“我发布的内容是想让谁看到、我采用的发布方式是否符合我的预期”，这也是对现有网络平台边界模糊问题的一种弥补。第三，我们要教会青少年处理情绪，如果能引导他们在情绪受到伤害时，找到更健康的应对方式，可能会有效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

当前，许多青少年是“蒙着眼睛”进入网络空间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孩子需要经过诸多教育成长才能成为“社会人”，现实是，他们正在缺乏准备和引导的情况下快速成为“网络人”，而且还高度依赖网络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对此，成年人应当想方设法为青少年在线下开辟更多空间——网络空间虽大，但它不应成为青少年唯一的精神家园。

应对网暴不能依赖事后补救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研究中指出，青少年网暴的动员方式具有“大家一起上”的社群化特征。对这种社群化的网暴，有什么针对性的化解办法？

刘紫川：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很多青少年本来并不特别讨厌某个人，但是，因为周围的朋友都在表达恶意，便自然而然地参与其中。这种群体参与感，往往让个体更容易做出冲动、不理智的行为。

要化解这个问题、遏制社群化的网络暴力，互联网平台有着不容忽视的责任。平台应该建立更清晰的社区规范，或在网络暴力发生时迅速控制其危害，而不能只依赖事后封号或删除内容进行补救性质的应对。平台还应防止愤怒情绪或极端言论通过算法被放大和推送。此外，当一个用户在短时间内接收到大量信息时，平台是否可以建立网暴预警机制、及时帮助用户识别并处理恶意信息？据我所知，有平台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这需要所有平台的努力。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其他社会主体有哪些建议？

刘紫川：青少年需要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这不仅指他们的学习空间，还包括他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自我认同的渠道，尤其是线下的社会活动。学校和社会组织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让青少年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归属感，避免他们完全依赖网络。

另外，家庭也应当给予孩子更多支持。很多家庭对支持的理解，可能仅仅是提供资源“托举”孩子，但是，对青少年而言，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支持才是更加重要的。很多青少年的网络发言显示，他们明显感受到父母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如果青少年在家庭中无法获得认同，自然会去其他地方寻求认同。一旦遭遇到负面事件，他们更可能寻求网络或其他渠道的支持，而拒绝与父母沟通。对此，家长群体还应加强对子女内心世界的关注，成为第一道防线。

我还想对更多网民说：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也不要小看自己的责任。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别人产生潜在影响。每一个上网的成年人，都可以成为规则的建设者，为青少年作出正确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