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15”，预付费又登上热搜。从健身房到教培机构，预付式消费经营者卷款跑路的现象并不少见。在预付费持续站上风口浪尖的当下，各方连出新规，试图找到一条兼顾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双赢之路。

无处不在的预付费

预付式消费无处不在。

商场里的美发店，充值1000元人民币赠送500元；小区里的健身房，一次性购买五十节课可享三折优惠；甚至是全国连锁的牙科医院，在做种植、正畸前，患者都要先付款购买整个疗程。

据商务部测算，目前全国仅单用途预付卡各类发卡主体约1900万户，年发卡规模超过15万亿元，预付式消费已经成为市场上一种普遍商业模式。然而，由于商家跑路时有发生，这种模式受到许多消费者的质疑，在2024年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接到的全部投诉中，预付式消费投诉占比达63%。

“实际上，如果买卖双方都能诚信交易，预付式消费是一件双赢的事。”浙江省杭州市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社会法治与联络工作委员会法治建设分会委员黄伟源说，“经营者通过收取预付款一方面可以锁定客户，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初步融资，进而扩大再生产，而消费者可以得到让利的优惠。”

为了规范预付费市场，早在2012年，商务部就公布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2019年，上海市率先推行《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2022年《江苏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细则(试行)》《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相继施行，都对主管部门、资金监管等重点事项做出了规定。

既然监管条例已经落地了不短的时间，为何预付费机构卷款跑路的现象依然存在？预付费监管的一架天平

在各地的监管条例中，最常见的监管方式是要求企业将预付款存入监管账户。例如北京市朝阳区上线的“预付管家”平台，要求所有入驻商家同时开通预付费资金监管账户，如果消费者在这一平台上下单，预付款会直接转入监管账户，根据服务完成情况逐渐向商家解冻。

但在真实的消费场景中，监管账户却遭到了“闲置”。不仅接入平台的商家数量少，在调研中，北京市政协委员，民革北京市委会委员郎晓雷还了解到一些商家会通过线下优惠的方式避开监管。比如在线下推出更优惠的课程包，同样价格的钱，在线下支付会赠送更多次数，那么监管账户就难以察觉了。

“预付式消费治理的重点在于如何对发卡经营者依法进行监管，但目前缺乏对监管部门有权采取的强制性措施的规定，介入发卡经营者的强制备案和资金管理等监管措施的法规依据不足。”黄伟源表示。

由于缺乏上位法支持下的强制手段，监管账户在商家中推广起来并不顺利。其他一些常被讨论的监管手段，例如要求企业向消费者主动公示法人变更信息、在商家疑似转移资产时进行预警等，实践中也存在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制了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限制政府部门过度收集经营者数据，这与监管需要的实时资金监控存在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规定企业具有自主经营权，这与强制公示法人变更存在法理冲突。”北京市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沈腾表示。

在如何进行预付费监管上，各方仍在寻找一个政府公权力的约束、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保障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间的平衡点。寻求突破口

近年来，一些地区开始尝试更加新颖的监管和服务方式，以求真正破解预付费市场的困局。

针对商家“预付款被监管后流通受限”的顾虑，2月26日，山东省济南市上线了“预付宝”，消费者预付的资金100%进入银行的信托监管账户，而商家如果遇到资金问题，可以在平台上向银行申请低息融资支持与提款支持。

今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联络委委员田晶鑫所在的民主监督小组提出了“开发预付费监管服务产品，如引入保险公司保函形式”的建议，她说：“保函作为一种金融担保工具，确保在商家没有办法履行合同时保险公司能够进行赔付。”

3月1日，《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实施，这一文件首次明确了预付款的额度、期限、课时次数：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一次性收取会籍类预付款金额需在5000元以下、时长在24个月以下；课时类预付款金额在20000元以下、次数在60次以下；储值类等预付款金额在5000元以下。预付款总计不得超过20000元。

这项规定是曾因健身服务“七天冷静期”条款引起热议的《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后续。在《条例》进行意见征询时，多个部门曾表达出担心：是否行政权力不当干预市场？是否超越了地方立法权限，违反民事基本法律制度保留？这些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引起了内部的激烈讨论，但在经过充分考量后，“限期限额限次”的规定还是成功落地了。

《条例》出台时，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法规)处副处长俞剑表示，“三限”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寅吃卯粮”的经营模式，建立一个良好的行业生态。打击“职业闭店人”犯罪

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职业闭店人”乱象高居社会影响力排行指数的榜首。

“职业闭店人”是指专门为经营不善的店铺——尤其是采用预付费模式经营的店铺——策划闭店方案的群体。他们按照负债总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将店铺的法定代表人替换为无偿还能力的背债者，例如偏远山村里的老人，而原来的商家则可以带着预付款“逃之夭夭”。

过去，对于“职业闭店人”一类非法行为的处罚主要集中在民事处罚，近年来，司法系统加大了对“职业闭店人”乱象的打击力度。例如，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在一起预付式消费经营商家圈钱跑路的案件中判决多名“职业闭店人”构成诈骗罪，对被告人钱某、李某、郑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至十年不等，并处罚金。

在“3·15”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二十三条明确指出“经营者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最高法同时发布了两起“职业闭店人”类典型案例，为司法系统应对此类问题提供指导。

“这两起‘职业闭店人’的典型案例，一个是以虚假材料注销公司从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个是以欺诈目的诱导消费者构成诈骗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沈腾说，“它能让预付式消费行业的经营者清楚认识到，采取恶意闭店、欺诈消费者等行为，不仅无法逃避责任，还将面临民事赔偿甚至是刑事处罚。”双赢之路

预付费市场的种种乱象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信心，也引起了商家间的“内卷”。当不轨商家为了吸引顾客，将折扣无限压低时，其他经营者也不得不加入其中以争夺客源，一旦拉新率不够，就很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预付式消费确实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上的便利，但是这些年来它也展现出了诸多弊端。”郎晓雷说，“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该采用更完善的商业模式去避免这些问题，建议形成由政府主导、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智能化监管模式。”

如果商家持续透支顾客的信任，那么预付式消费就会从双赢走向双输。各地出台的多份新规，也在于规范预付费市场，让它重新走上一条兼顾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双赢之路，正如最高法在《解释》的制定背景和起草过程中所写的“充分发挥预付式消费缓解经营资金困难、促进投资和降低消费成本、促进消费的作用，打通消费堵点，回应社会关切”。